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 肖佩律师

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自2005年制定颁布，仅在2012年进行过个别条文修改。随着社会快速发展，新型社会问题不断出现，20年时间，显现出来的法律空白也越来越多。现行法律出现的一些滞后，也给基层办案民警，带来了困扰。今天我们深入解读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的热点问题。

修订背景

这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修订，历经两年时间，在今年6月27日通过第三次审议，将在明年的1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这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自2006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。在20年的时间里面，我国的刑法已经修改过很多次了，刑法把很多行为纳入打击范围。但是，针对情节没有那么严重的违法行为，就需要治管法弥补打击漏洞。

新法在条文数量上实现了显著扩充，由现行的119条增加到144条，新增25个条文，重点回应了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。包括明确界定正当防卫与互殴的界限，将高空抛物纳入治安处罚范畴，建立学生欺凌行为处置机制，完善犬只伤人事件责任认定标准等。

2025年5月，张女士在自家饭店遭遇醉汉殴打，在反抗后却被警方以“互殴”为由拘留。幸运的是，检察机关及时介入，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。但是，类似“山东淄博张女士案”的案例屡见不鲜，像这种“谁受伤、谁有理”“各打五十大板”'的处理方式，不仅让守法公民寒心，更催生了“打赢坐牢、打输住院”的社会焦虑。新法的出台，能否真正打破这种困境？

新法首次在治安领域明确正当防卫的合法性，规定：“为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，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。”

过去老百姓遇到挑衅侵害，要保护自己的时候，有很多顾虑，比如怕一还手被判定为互殴，自己有理的事变成没道理，万一反击过程中造成对方受伤，还要承担民事赔偿，甚至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。这就让社会上的好人容易受欺负，保护自己还要顾虑重重。另一方面，这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，会让他们觉得打人对方是不敢还手的。而这次法律修订，提高了坏人的施暴成本，降低了好人的出手代价。赋予公民敢于反抗的法律底气。同时，反抗暴力也适用于帮助他人，鼓励见义勇为，强化社会互助。并且，还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，让人们更加切实地感受到法律是保护好人，维护正义的。新法的通过，标志着一个被打不敢还手时代的终结。

正当防卫条款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。以前，老百姓在面对冲突时，往往难以清晰区分“互殴”和“正当防卫”，甚至可能因还手而被认定为违法。新规出台后，是否意味着只要对方先动手，当事人就可以无限制地反击？这种“还手权”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

关于“还手权”的边界，法律其实划定了三条红线：第一是必要性，反击行为必须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。比如对方只是推搡，你却持械攻击，就可能超出必要限度。第二是适时性，防卫必须针对“正在进行”的侵害。如果对方已经停止攻击或逃离现场，此时再追击就不构成正当防卫。第三是相当性，防卫强度应当与侵害危险程度基本相当。如果说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，还是要依法给予处罚的，但是应当减轻处罚。对其中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，这样的规定，就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一个价值观，有利于彰显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法律理念，有力保障当事人的权益，也有利于保障公安机关公正地去处理一些案件。

但是，在实际冲突中，往往出现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，尤其是肢体冲突的瞬间很难清晰界定谁先动手。如果要求防卫人自己证明“对方先动手”，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不是过于困难？法律如何解决这种举证困境？

这个问题触及正当防卫制度的关键进步。新法彻底改变了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传统思路，建立了“公安机关主动调查”的新机制。按照新法规定，公安机关必须主动收集、审查，证明防卫行为合法性的证据，包括现场监控、伤情鉴定、证人证言等完整证据链。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、结合证据来判断当事人是不是符合采取防卫措施的情形，对符合条件的，“必须不予处罚”。

这不仅仅是规则的变化，也反映了行政执法文化从追求表面“维稳”的懒政逻辑，转向切实保障公民人身安全与尊严的积极作为，是执法者角色认知的重塑。

从“自证清白”到“公安机关主动调查”，这些转变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上，更是执法理念的一次重要升级。让老百姓在面对不法侵害时，能够更加勇敢地保护自己，而不用担心陷入“打赢坐牢，打输住院”的两难困境。这也正是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这一法治精神的最好体现。

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对未成年人处罚规定作出了重要调整。此前，对于14至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法的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，这种“一刀切”的免拘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了哪些问题？

现行法规定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法的未成年人，即使其违法行为已经达到行政拘留的标准，也不实际执行拘留。当时这个立法的初衷是考虑到：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；对其进行矫治教育措施，而不把他放在拘留所，避免交叉感染，有利于这些孩子更好地改过自新。

但是，实践中有的未成年人故意利用自己未成年人的身份，反复实施违法行为，造成公安机关抓了放放了抓，屡教不改。对于像结伙斗殴、寻衅滋事这些情节恶劣的案件，简单的“不执行拘留”难以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影响社会秩序，对其他未成年人也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。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初衷值得肯定，但绝不能让其演变成“违法特权”。

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滥用年龄保护、屡教不改等问题，新法作出了哪些关键性调整？

新法规定，对于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法的未成年人，如果违法行为情节严重、社会影响恶劣的，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；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，如果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，同样可以执行拘留。通过这样适当的调整，避免以年龄一刀切，一概不执行拘留，也避免传递法不责幼的错误信号。

校园欺凌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痛点。今年3月贵阳某小学发生的案例令人痛心：4名二年级学生长期对同班同学实施殴打、辱骂等欺凌行为，而学校仅以“内部批评”草草处理。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无法有效制止欺凌行为，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面对日益严峻的校园欺凌问题，新法将如何打破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的处理惯性？特别是针对那些屡教不改的“小霸王”，法律将如何亮剑？

新法首次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，改变现行法过于依赖于校园单一自治的方式，构建“公安+学校”协同治理的模式。在明确欺凌者的行政责任与矫治义务的同时，强化学校的报告义务和管理责任，实现“行为处罚+源头治理”的双重约束。

举一个例子：小明是某中学初二的学生，同班同学小强经常在厕所堵他，不是言语侮辱，就是故意推搡。小明鼓起勇气向班主任李老师反映好几次，但李老师觉得“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”，所以一直没有上报学校。某个周五下午放学后，小强叫来三个高年级学生，在操场角落围殴小明，导致小明手臂骨折、多处软组织挫伤，经鉴定为轻微伤。事件发生后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。

如果按照新法进行处理，首先，公安机关可以对小强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，要求其必须完成一定课时的法治教育课程；其次，对参与殴打的其他学生予以训诫并记录在案，通知监护人加强管教；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对学校的追责，教育局可以对瞒报事件的李老师给予记过处分，对分管德育的副校长通报批评。

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效填补了以往“学校瞒报、公安缺位”的治理盲区，倒逼学校主动报告。矫治教育不是简单的惩罚措施，是针对有不良行为或者轻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，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挽救措施。

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它理解成一套组合拳：在司法层面：比如让犯错的孩子接受社区矫正，或者给个“观察期”，看表现再决定要不要追究责任；在学校家庭层面：学校该训导得训导，家长也不能甩手不管，得配合管教；在社会帮扶层面：该做心理辅导的做辅导，该学技能的学技能，让孩子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

对未成年人的惩戒，惩罚是手段，教育是过程，而回归正道才是最终目的。对于一时迷失的未成年人，严苛的惩罚或许能换来短暂的畏惧，但真正的蜕变，往往源于社会的善意、家校的耐心引导与法律的人性化关怀。